最後，馬克思認為，不管何種權利，其本性在于使用同一尺度平等待人。但這種尺度無法解決真正共同體内人們的差異問題，[39]也無法解決個體的自我實現問題。實現對個體差異的承認會形成一種允許他們積極地參與倫理共同體的社會團結形式，彼此顯示其具體特征和能力對他者的意義和貢獻。在這裡，每個個體認識到自己是倫理共同體的成員，追去共同善的事業，擁有一種“群體自豪感或集體榮譽感”，他們對共同體的貢獻得到其他社會成員的一緻承認。[40]在這點上，馬克思明顯受到亞裡士多德、黑格爾等人影響，希望在更高層次和水平上實現古希臘的美好社會。但與他們不同的是，他将古典倫理學和政治經濟學綜合到一種全面的對市民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揭示正義背後的政治經濟制度的結構性矛盾，并加以變革。“改變世界”的背後始終隐含社會化個體在“自我決定”的基礎上，實現真正自我實現的實質性倫理承諾。可見，在馬克思這裡，“自我決定”與“自我實現”、道德與倫理構成互補關系：一方面，“自我實現”需要以“自我決定”為前提，每個人需尊重他人的自主和自由；另一方面，“自我決定”需要“自我實現”的支持，每個人重視他人的特殊性，以實現實質性的倫理共同體。
